我国远洋渔业发展始自上世纪80年代。40年来，我国始终秉承合作共赢、安全稳定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，深化远洋渔业对外交流10大配资公司，严控发展规模，强化规范管理，推进转型升级，取得显著成效。但与发达国家相比，在装备水平、渔业资源探测能力、科技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上，仍有一定差距。
当今世界，远洋渔业资源开发呈激烈竞争态势，发达国家远洋捕捞越来越依赖于技术、装备、信息等一体化系统支撑，装备趋向大型化、信息化和节能化，大型渔船长度达百米，吨位上万吨，并配备先进探测及渔获处理系统。一些发达国家已拥有先进远洋渔船，实现了自动化捕捞、精准导航和高效冷藏保鲜，远洋渔业覆盖全球多个海域。相较而言，我国渔船设计水平、装备自动化程度还存在差距，老旧渔船占比较高，远洋作业渔船90%以上为中型渔船，专业远洋渔业运输船缺乏，装备制造“卡脖子”问题制约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。
针对相关海域主要经济鱼类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，发达国家普遍重视渔业资源调查监测和管理。挪威、俄罗斯、美国、日本等国每年在相应海域进行渔业资源调查，采用卫星遥感、声呐探测等先进技术精准评估资源，在调查基础上，建立完善的渔业资源数据库和以资源研究、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为基础的管理体系，资源量评估结果为渔业资源合理利用及配额谈判提供科学依据。我国在远洋渔业资源调查监测研究方面，尚有薄弱环节。比如，对全球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程度较高的海域关键经济鱼种的资源量、分布等，系统研究不够；资源探测技术和数据积累存在不足，捕捞效率不高；等等。南极磷虾合理的年度可捕获量近亿吨，日本、韩国、挪威、美国等国年产量约15万吨，我国仅约1万吨。
整体来看，发达国家远洋渔业产业链长，企业规模大、研发投入高，海产品加工程度高，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完善，品牌和市场渠道优势明显。我国远洋渔业企业规模较小，且资金、技术、人才实力较弱，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强。大多数企业加工、出口能力不足，配套产业及设施尚不健全。
当前，全球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带动优质海产品需求增加，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，使得海产品进口上升，为远洋渔业拓展了市场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国际渔业治理格局深刻变化，给远洋渔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。
在全球渔业治理框架下，我国与世界主要远洋渔业国家的合作进一步加深，为深化渔业治理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及资源分配提供了新机遇。公海和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开发潜力巨大，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，将为远洋渔业开辟新领域。随着各国科技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，为远洋渔业技术创新与装备升级带来新动力，数字化、智能化技术迎来广阔的应用前景。此外，远洋渔业产业链不断延伸，催生新产业、新业态，如水产品精深加工、现代冷链物流、海洋生物制品等，为渔文旅融合发展带来更多机遇。
适应国际渔业治理新要求，结合自身发展需求，可从以下方面协同推进我国远洋渔业更好发展。
一是加大科技投入提升装备水平。加快培育大型远洋渔业企业，整合政府、社会资本等多方资源，多元投入推进渔船信息化、智能化改造。支持科研机构与远洋渔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，推动新型数字技术在远洋渔业领域规模化应用，加强世界主要海域渔业资源调查与监测，为生产管理和资源养护提供科学和数据支撑。二是优化现代交通、物流与远洋渔业市场格局。在海洋与渔业大省打造集捕捞、加工、流通、贸易于一体的现代供应链，发挥现代物流优势，高效对接消费市场，线上线下同步拓展国内市场，同时打造远洋渔业产品出海矩阵。三是文化赋能产业发展释放新动能。推动渔文化与远洋渔业深度融合发展，打造远洋渔业数字博物馆、风情岛等城市地标，开发以渔文化推介、渔村食宿等为主的旅游项目，渔文旅融合助力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。四是深化国际渔业合作。践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积极参与全球渔业治理，不断巩固多双边政府间渔业合作机制，助力合作国家和地区渔业发展。深入参与区域渔业管理，与各成员共同促进和提升区域渔业治理水平。
（作者系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） 10大配资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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