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，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达到9184亿美元，相当于每天从海外净进口超过25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，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整整49年！
将近半个世纪的贸易逆差是一个结构性的经济现象。它对美国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？特朗普反复喊着要消灭逆差，有没有可能做到？
一、美国贸易数据
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1.2117万亿美元，服务贸易顺差2933亿美元，两项相抵，净逆差9184亿美元。这个数字比2006年的前高点8000亿美元还高出15%，创了历史新纪录。
美国的逆差几乎全部来自商品贸易，在服务贸易上美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顺差国。金融服务每年顺差接近2000亿美元，知识产权使用费顺差1440亿美元，商业咨询顺差164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美国出口的是知识服务，进口的是实物。华尔街的投行靠服务赚了大钱，但美国老百姓用的手机、穿的衣服、开的车，大量依赖海外制造。
逆差的来源也高度集中。2024年对华商品逆差2954亿美元，排第一，欧盟2356亿，第二，墨西哥1718亿，第三，越南1235亿，第四，日本685亿，第五。前五大逆差来源合计占了美国总逆差的七成以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正在快速下降。2018年中国占美国总逆差的47.5%，到2024年已经降到24.6%，减少了将近一半。但美国的总逆差不减反增，从2017年的6100亿飙到2024年的9184亿，涨了50%。也就是说，从中国少买的东西，美国转头从越南、墨西哥、印度等国买了回来，总量不但没降，反而更高了。
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，美国的逆差不是某一个贸易伙伴造成的，而是自身经济结构决定的。
二、原因
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，44个国家在新罕布什尔州达成协议，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、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。从那一刻起，美元成了全球贸易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。这个安排给了美国一项超额特权：美国可以用自己印的钞票去全世界买东西。
1950年代的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强国。制造业占GDP的28%，占非农就业的32%，汽车、钢铁、电子产品，美国工厂的产能冠绝全球。那时候美国不仅没有逆差，反而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战后的欧洲和日本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。
转折发生在1970年代。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。此后美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，但因为全球贸易和石油结算已经离不开美元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非但没有动摇，反而进一步巩固。到今天，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58%是美元，90%的外汇交易涉及美元，亚洲地区74%的国际贸易用美元结算，美洲地区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6%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经济内部发生了一场革命。1980年，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。此后，金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。1965年到1980年，金融利润占美国国内总利润的均值是17%，制造业是49%，到2000年到2015年，这两个数字调了个，金融利润升到28%，制造业降到22%。
而1953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8%，占就业的32%，到2024年，制造业占GDP降到约10%，占就业不到9%。70年时间，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份额缩水了三分之二。
这不是因为美国工厂的效率下降了，恰恰相反，美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一直在增长，只是增速慢于金融和科技行业，但是美国经济的重心从造东西转向了设计产品、管理产品、给产品定价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，但芯片架构设计在加州，操作系统在库比蒂诺，利润的大头回到了美国。波音飞机的零部件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，但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留在西雅图。美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把制造环节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，自己只留下研发、设计、品牌和金融这些利润率最高的部分。
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这个过程。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，大量美国制造业迁往墨西哥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全球供应链进一步重组，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，2001年到2018年间，中美贸易逆差的扩大导致美国流失了约340万个制造业岗位。
所以美国的逆差来自于产业升级的副产品。美国主动选择了放弃中低端制造，占据价值链顶端，代价就是商品贸易上的持续逆差。
三、影响
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，贸易逆差本身不一定是坏事。1960年，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·特里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，后来被称为特里芬困境：全球贸易需要美元作为流动性，而美元要流出美国只有一条路径，就是美国从海外进口多于出口，也就是保持贸易逆差。换句话说，只要美元还是全球储备货币，美国就必须保持逆差，否则全世界会陷入美元荒。
这个困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已经显现。1959年，流通中的美元就已经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所能支撑的数量。到1971年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时，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官价早已名存实亡。四年后的1975年，1盎司黄金的市场价已经涨到180美元。美元贬值了，但全世界对美元的依赖不减反增，因为没有替代品。
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，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美国每年进口超过出口将近1万亿美元，但同时每年也有将近1万亿美元的外国资本流入美国，购买国债、股票、房地产和企业。全球投资者愿意把钱放在美国，因为美国有全球最深、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，有相对完善的法治和产权保护。
这里有一个很反直觉的现象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，净国际投资头寸约为负18万亿美元，但美国的海外投资收益却是正的。原因在于美国对外投资主要是股权类资产，比如直接投资和股票收益率高，而外国在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国债类的债务类资产，收益率低。用低息借来的钱去做高收益投资，赚差价，这就是超额特权的核心。
但逆差的负面效应也很真实。制造业空心化导致蓝领工人大量失业，铁锈带州的衰落不是抽象的经济数据，而是具体的工厂关门、社区凋敝、药物滥用。全球化的收益集中在硅谷和华尔街，成本却分摊到了俄亥俄和密歇根。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，铁锈带的翻转是关键因素，那些失去制造业工作的选民用选票表达了愤怒。
那么特朗普能消灭逆差吗？ 2018年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，对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%关税。结果2018年对华逆差不降反升，达到419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。虽然此后对华逆差逐步下降到2024年的2954亿，但美国的总逆差反而从6100亿涨到了9184亿。
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vid Autor等人2024年1月发表的研究得出结论，关税对受保护行业的美国就业既没有显著也没有重大影响，而外国的报复性关税在农业等领域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就业冲击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联合研究指出，特朗普关税导致美国净损失了24.5万个工作岗位。
关税为什么没用？因为逆差的根源不在关税，而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。有一个简单的恒等式是，贸易逆差等于国内投资减去国民储蓄。美国的国民储蓄率长期偏低，只有约17%，而中国高达45%。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，相当于政府在替全民花未来的钱。只要储蓄不够、花得太多，逆差就是必然结果，关税只能改变逆差的来源国，改变不了逆差本身。
特朗普真正想要的，与其说是消灭逆差，不如说是用逆差做筹码。加关税的本质是一种谈判工具，迫使贸易伙伴在市场准入、知识产权、产业补贴等方面做出让步，同时向国内选民展示强硬姿态。但如果真的把逆差消灭了，就意味着美元不再大规模流出美国，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缩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反而会动摇。
结论
美国面对着一个终极悖论：想保住美元霸权，就必须接受逆差，想消灭逆差，就得放弃美元霸权。两者不可兼得，这是货币体系的底层逻辑。
当一个国家用自己印的钞票去换全世界的实物商品10倍股票配资，然后再用金融市场把这些钞票卖回去赚利差，很难简单地说它是亏了还是赚了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贸易顺差也想要，美元霸权也想要，这在今天仍然是全球化分工的时代，是很难的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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